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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辽金驼马壁画的深思

2019-02-22 03:38:31

面对辽金驼马壁画的深思

1989年夏,在大同城北,发现了一个已被破坏的壁画墓。这是一座非常小的墓葬,本地也属罕见。墓南向,大致呈椭圆型,长、宽均1米多一点,墙壁残高0.70米左右,用典型的辽代勾纹砖砌就,墓室北部砌有半圆型的棺床。壁画共有五幅。绘画合于比例,线条流畅,形神俱备,属上乘之作。北壁,画一榻两侍者;南壁墓门两侧各绘一门侍,引人注目的是东西两壁对应的一幅壁画:西壁,一匹骏马占据了画面的大部,前有引马人,中、后各一人。马气势雄健,跃跃欲动,马身辔、缰、鞍、镫、障泥、后齐备,给人的感觉,仿佛只需轻轻一跨,便会飞腾而去(图一)。东壁的主体是一驼驾轮车,驼双峰,昂头,似乎有些躁动。车双辕,辐轮,两侧有高围,围上几何饰画赫然入目。驼前有开步的低矮引驼人,驼侧又可辨出两人(图二)。 壁画中之人物着典型的宋式服装:交脚幞头,圆领袍衫。为便于前行,袍衫前襟掖入腰际——这种受苦人打扮的特征也符合宋时的风俗习惯。因有辽代勾纹砖佐证,壁画的时代大致定为辽代,也有入金的可能。 作为辽、金特小型的火葬墓,如此精到的壁画本身就极其少见,而在如此小的空间,画家以显着的位置,作为主画把它定格在驼、马之间,就显得更不寻常。它散发出的幽悠的大漠气息,令人沉思。 “青牛白马”诞生了契丹人的祖先,马以一个崇拜体早地印在了这个民族的脑海中,对马的崇拜是由契丹人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的。大漠之间,“多寒多风”,恶劣的气候造成了契丹人“畜牧畋渔以食,皮毛以衣,转徙随时,车马为家”(注: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出自《辽史》,以下不再注)的游牧生活。 出于对马的依赖,接下去的契丹历史,也可以说是一部马的兴衰史,因为在生活、战争、成长的岁月中,这个民族的人与马不知不觉地融为一体了。《辽史·食货志》中用了十六个字极为精辟地概括了这种人马关系,称作:“其富以马,其强以兵。纵马于野,驰兵于民。” 壮大、对垒、扩张,种种的需要决定了契丹民族对马的高度重视。于是,畜马的国之战略就形成了。这个战略目光远大,兼顾全局,既考虑到充足的精马主源,又不乏各个支流的汇集:“常选南征马数万疋,牧于雄、霸、清、沧间,以备燕云缓急;复选数万,给四时畋;余则分地以牧。” 战略的目光不单是发展自己,同时也要削弱彼方。“禁朔州路羊马入宋”,禁“吐浑、党项马鬻于夏”,表现了畜马战略的另一方面。 养马之战略如此精深,用马之战术也非同一般:“未遇大敌,不乘战马,俟近敌师,乘新羁马,蹄有余力。” 骆驼在契丹人的历史中几乎与马同行,大漠的风沙使得骆驼成为生存的无价之宝,而在战争中,骆驼同样起着难能替代的作用。契丹早期与后晋的大战中,辽太宗因驼而拣回了一条性命。“上乘奚车退十余里,晋追兵急,获一橐驼,乘之乃归。”从立国之后的进贡项目看,北方各族多进驼、马,表明了驼、马是国之所需,贡者正是投其所好。 车与驼关系密切。契丹人得奚人造车技术,所造“奚车”远近闻名。关于辽人的车,《辽史·国舆》中有如下描述:“随水草迁徙,则有车,任载有大车,妇人乘马,亦有小车,贵富者加之华饰。”本墓壁画所画之车,当为小车,亦有装饰,是否“奚车”,不能断定,但理念上肯定和辽人的“奚车”有源流关系。 车是北方民族迁徙的工具,驾车之畜,不可缺少,从耐力、承受力来说,驼应胜于马牛,因此,天际之间,驼车悠悠必是印入北地人们脑海中的一道深痕。由此,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何辽、金墓葬壁画中多有驼车而少见马、牛之车的缘由。 总而言之,北方的自然环境提供了驼、马奔腾的舞台,生存和扩张的需要造就了驼、马发展、壮大的空间,契丹民族在驼、马背上写就了她矫健的、令我们刮目相看的历史。可以说,驼、马图像浸透了北方民族对驼、马眷恋的感情,因此,驼、马图像就带上了北方民族的特征,带上了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色,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称为“驼马文化”。因为是地理环境促成,是生活使然,所以,在这一点上,不光契丹,北方的女真和其他的民族也表现出共同的特性。如《辽史》记西夏兵制曰:“民年十五为丁。有两丁者,取一为正军。……正军马驼各一,每家自置一帐。”可以看出,这种文化是以实用的功能作为前提的。向南,进入农耕地带,因为脱离了环境,这种图像就逐渐地消失了。 驼马壁画浸透了辽、金人的思想,这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,本墓壁画的内容及其形式一直叫人心存疑窦。它的图像渗入了“出行”的影子,这体现了辽、金壁画的共性,但是,它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。它摈除了一般墓葬墓室两侧“侍奉”、“宴筵”内容的主画——那是一种规律,是表达生者、死者共同愿望的主要手段;而把以驼、马为主的图像放在主位,这似乎在有意突出驼马的重要性。难道这副图像还有其他的内涵?细读辽、金史,发现了一把开启彼门的钥匙。 《金史》载,金章宗明昌六年因“北边粮运”事,“括群牧所……西京、太原官民驼五千充之,唯民以驼载为业者勿括”。此段文字指出了一个大的生计行业“驼载运输业”,又指出了具体地域“北边”、“西京”。所以说此行业“大”,是因为在国家急需畜力的时候,还顾忌到驼载行业。 “驼载”两字,我们在此不应理解为以单驼驮物之意,而应理解为以驼为主的运载的方式,包括单驮或以驼车载物以及驼、马配合载物等方式。因为《辽史》中“任载有大车”一句已指出车运的方式也称“载”。 大同,地处要害地带,是连接东西和过渡南北的一个枢纽。这个地区历来担负着北方与中原物资转换的任务,所以,辽、金时期,驼载运输业应是本地居民较大的生计行业。由此运输业,我们更考虑到契丹、女真民族的一个习俗“捺钵”,这种大型的迁徙活动体系庞大,时间长久,远途迁徙的本身意味着大量物资的转移。达官贵人除去自家的家畜,雇佣畜力在所难免。因此,作为辽、金的西京,本地的驼载运输必定非常兴盛,并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。 驼、马是运输的两大力畜,驼载运输必定和马匹相互配合。这种现象即使今天也还如此。“任载有大车”,但一般人户限于财力,应该用的是本墓壁画中的小车。运输在乎速度,而驼马速度相对较快,运输又是为了生计,而从生计角度讲,驼、马又是牲畜中价值之畜。以《辽史》所记辽末牲畜比值看(折合成粟):“粟一车一羊、三车一牛、五车一马、八车一驼。”驼贵,一驼相当于三牛;马次之,所以,驼、马不光在运输上,其本身就是财富。所以说,辽、金的驼载业应该是适应于本地特点的好的生存行业。那么,本墓的这幅壁画以及辽、金墓葬的类似壁画就有可能是通过画家之手揭示了这种行业的现实。 另外,从辽、金“出行图”的图像分析、某些出行图像也是以“捺钵”的内容作为蓝本,所以,以壁画图像的内容而言,运输和出行也是相互统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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